随着近年来房价的飙升,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早就已经是赤裸裸的现实。高房价加深了中产的被剥夺感。
一个中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才能保持稳定的状态,而这也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
中国要想进入中产社会,答案与方法似乎并不难以寻找。关键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实际的改革中,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于制度建设上实现突破。
“我是中产阶层?我自己从来没有觉得我会成为中产阶层。在北京,我还没达到中产阶层吧?”就职于北京中关村某网络公司的赵先生对记者说,“我的月工资在6500元,从来没想到我是中产阶层,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仅是我,公司里收入差不多的同事都对此颇感意外。”
赵先生和他们的同事“被中产”是源自于日前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按照收入状况,《报告》调查的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
该报告引起舆论大哗的关键就是,把北京中产的标准拉到了月收入6000元。收入标准线下拉,自然中产的人数就大量增加了。这给人一种印象,中产似乎更多的是一个数字游戏。
无独有偶,这份报告引起争议之后,欧睿信息咨询公司也向人们报告了一个关于中产的“好消息”。他们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
在房价飙升的年代,一下子冒出来如此之多的中产,并且中产的远景如此美好,国人的确非常不太适应。大家仿佛一夜之间“被中产”,然后,又一夜之间在高房价面前“被消失”。
无论是中产“被消失”还是“被中产”,中产命运的跌宕起伏,只是说明了一个真相,中国的中产阶层很脆弱,中产也是被折腾得最厉害的一个阶层。
何谓中产
这次“中产阶层”何以再次引起社会舆论的波澜,乃是因为,《报告》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做出了有别于以往的界定。
这份报告首先以收入为依据,给中产划了一道月薪6000余元的底线。这也就是赵先生和他的一些同事成为中产阶层最根本的依据。事实上,这道收入线相对于北京的房租、物价、房价等等并不算高,与公众印象中的中产形象区别很大。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这份报告又并非单纯从收入定义中产,而是引入了职业分析。《报告》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
而处于中产阶层最上层位置的主要是领导干部,此外还包括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而中下层中产阶层,占中产阶层总人数的68.5%。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消费需要旺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
事实上,就大部分北京中产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
“今年的3月份,我在房山买了一套面积90平米,总价99万元的期房,首付20万,剩余的80万分30年还清。这样下来,月均还款是3800元。我工资的一大半就这样没了。好在妻子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月收入在4000元。所以一家三口的日子还算能够维持。不过,再有两年儿子就要上小学了,如果那时候工资还不涨的话,估计生活就要拮据了。”从房山到北京市区的地铁还没有开通,赵先生每日上下班都要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扔在路上,“车买得起,可是油费实在有点消受不了。加上堵车的话,整个人就更加郁闷。不过这些与房价相比还算可以接受。最希望的就是地铁房山线能够尽快开通。”赵先生补充说。
如此状况的北京中产无论是从生活质量还是社会心态等等方面来看,均与公众印象中的中产形象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份报告也就给人以不真实之感。
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对中产阶层定义的混乱。何谓中产,划分中产的标准究竟又是什么?现在,不只是国际上标准混乱,而且,国内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之间也是各说各话。
有的学者和学术机构认为,中产阶层在国外实际上指的是中间阶层(middleclass)。中间阶层就不单纯是一个财产性的概念,因此,构成中间阶层的人士往往成分复杂,包括来自不同职业与社会身份的成员。这样可能比较符合一个社会正常的状态。比如,有些小业主会比一些政客还有钱,但是,这些政客却又不可能属于中间阶层。当然,在国外还有大量的神职人员,他们或许没有收入,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不高。因此,中间阶层其实应该是处于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的一个阶层。其反映的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的差别。
而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则特别强调了收入与财产的因素,试图按照收入的标准给一个社会做出准确的划分。然而,这种划分貌似准确,其实,也往往不太符合国情。比如,在有关北京的这份报告中,处于中产阶层最上层位置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如果按照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即便是省部级干部工资水准或许也只能归入中产,但是,他们的地位无疑又属于上流社会。
如果以财产作为衡量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反映了这个中间人群的财富状况,并不能说明其社会地位及社会影响力,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不同社会内部的“力学”结构。况且,在一个权力与权利不匹配的社会中,公民的财产实际上缺乏有效的保障,因此,收入与财产本身就充满了不可预期性,以其为指标必然导致各方大玩中产缩水与注水的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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